如何看待“人才交流型併購” - asiasworldcity.hk

「香港飛龍」標誌

本文内容：

近日，媒體披露美國司法部（De－partmentofJustice，以下簡稱DOJ）正在對谷歌與聊天機器人公司Character.AI的技術交易行爲展開調查，以考察其是否違反了反壟斷法。此消息一出，立刻在反壟斷圈引發了一番熱議。其實，近年來對谷歌等大型科技公司的調查和訴訟，一直是DOJ的重點工作。早在特朗普第一任期末期，DOJ就聯合11個州的檢察長，對谷歌在搜索引擎和搜索廣告市場中的壟斷行爲提起訴訟。在拜登執政期間，DOJ的反壟斷部門又在“谷歌宿敵”喬納森·坎特（JonathanKanter）的領導下，對谷歌公司展開了全面的反壟斷調查，並提起了新的起訴。就在不久前，DOJ剛剛在一項對谷歌的反壟斷訴訟中取得了里程碑式的勝利，導致谷歌面臨被拆分的風險。Character.AI的興衰相比這些“大動作”，對一次技術交易的審查似乎顯得微不足道。那麼，這個調查爲何會引起廣泛關注？其原因在於，這個案件不僅“奇葩”，而且在巨頭紛紛競逐AI賽道的當下，極具代表性。Character.AI是歐美“紅極一時”的AI初創公司，於2021年11月在加州門洛帕克成立，帶有濃厚的谷歌“基因”。其創始人——諾姆·沙澤爾（NoamShazeer）和丹尼爾·德·弗雷塔斯（DanielDeFreitas）——都曾是谷歌AI團隊骨幹，沙澤爾是《注意力就是你所需要的一切》論文的主要作者之一，德·弗雷塔斯主導了谷歌早期AI對話系統Meena（後更名爲LaMDA）的開發。除創始人外，公司早期員工中也有不少來自谷歌。有趣的是，谷歌並未參與Character.AI早期投資或A輪融資。Character.AI自成立起便確立了“個性化超級智能”的“小”目標，專注通過AI技術爲用戶提供沉浸式、情感化的對話體驗。2022年9月，公司推出網頁版產品，讓用戶能根據個人偏好創建獨特個性、背景和對話風格的AI角色，角色可基於虛構人物、歷史人物、名人或完全原創。產品吸引了極客關注，但當時AI聊天機器人仍是小衆領域，尚未“破圈”。2022年11月30日，OpenAI的ChatGPT橫空出世，引發“生成式AI革命”。用戶被ChatGPT展示的人機交流能力所震撼，意識到AI聊天機器人可完成更多工作。Character.AI也因此迅速受益：2022年12月，網頁訪問量僅1800萬，到2023年3月激增至5億，增長約27倍。面對AI行業的狂熱紅利，許多企業效仿OpenAI，捲入算力和大模型的競爭。Character.AI的創始人則堅守個性化AI定位，未參與這場豪賭。事實證明，他們的選擇是對的：隨着Meta、谷歌等巨頭湧入，基礎模型賽道很快過度擁擠，初創公司接連破產，而Character.AI則倖免於難。2023年5月，Character.AI在iOS和安卓同步發佈App，首周下載量超過170萬，登上娛樂類榜單前列。到2023年底，月活用戶突破2000萬，全球AI聊天機器人市場份額達15.8%，僅次於ChatGPT的60.2%。更值得注意的是，Character.AI用戶日均使用時長達2小時，單輪對話時間25-45分鐘；而ChatGPT用戶日均使用時長15-20分鐘，單輪對話僅7分27秒。顯然，娛樂化和角色扮演體驗對用戶極具吸引力。在取得巨大成功後，Character.AI繼續擴展產品。2024年6月，公司推出語音通話功能，讓用戶可像打電話一樣直接與AI人物對話，吸引數百萬用戶和數千萬次瀏覽。緊接着又推出A－vatarFX視頻生成模型，允許將靜態圖像轉化爲動畫化AI聊天對象，使AI角色從“只聞其聲”變成“可見其人”，更多用戶因此愛上這款應用。然而，產品的火爆並不意味着財務無憂。AI行業普遍缺乏成熟的盈利模式，Character.AI也難以例外。儘管A輪融資籌得1.5億美元，仍難抵業務高速擴張的資金消耗。2024年8月，谷歌向Character.AI注入27億美元，幫助其緩解財務壓力並補償早期員工。作爲交換，Character.AI向谷歌提供其大型語言模型技術的非獨家許可，允許谷歌在自家產品和服務中使用。更引人注目的是協議中的“人才流動”條款：創始人沙澤爾、德·弗雷塔斯以及部分研究團隊成員重新加入谷歌，進入谷歌的 DeepMind研究團隊。Character.AI則由原總法律顧問多米尼克·佩雷拉出任臨時CEO，負責公司日常運營。谷歌雖聲稱合作僅涉及“一小部分”員工，Character.AI仍將獨立運營，不向谷歌管理層彙報，但明眼人都看得出，這實際上是一場變相的併購。失去核心創始團隊後，Character.AI的技術儲備和管理能力迅速衰退。用戶紛紛反饋AI角色的對話質量和劇情推進質量明顯下降。Reddit社區的一項調查顯示，42%的受訪者對Character.AI表示“非常不滿意”。技術事故（如宕機、掉線等）和倫理風險也頻頻出現。最引發社會震動的是2024年10月，一名14歲男孩與Character.AI的虛擬角色——《權力的遊戲》中的丹妮莉絲——產生情感糾纏後自殺。其母親因此起訴Character.AI，指控其缺乏安全措施並存在“成癮性設計”，引發社會廣泛關注。爲挽救頹勢，Character.AI迅速發起新一輪融資，並公開招聘企業高管，試圖自救。然而，缺少創始人的引領和靈魂支撐，這家一度風頭無兩的初創企業，已難再現往日的輝煌。“人才交流型併購”爲何存在？或許有人會問，爲什麼谷歌不直接收購Character.AI，而非要費這麼大的力氣，搞出“挖人”這種看似鬧劇的操作？畢竟，在谷歌與Character.AI達成人才交流協議時，Character.AI的估值也不過區區25億美元，谷歌出資27億美元，完全夠買下它。如果是這樣，谷歌還能順手拿下一款擁有上千萬用戶、上億日活的AI產品，何樂而不爲呢？其實，答案很簡單：谷歌正是通過這種方式來回避併購所需的反壟斷審查。衆所周知，在目前全球主要經濟體中，企業若要進行併購，反壟斷審查是難以繞過的一道關口。只要併購達到相關標準，企業就必須向監管部門提交申請，只有在監管確認併購不會損害市場競爭之後，申請才能獲批。在早些年，一些巨頭企業會打一些擦邊球，對那些規模較小、估值不高但成長迅速的初創企業進行併購，以此獲取它們的產品、關鍵技術和核心團隊。由於此類併購涉案金額通常不大，經常達不到觸發審查的門檻；即使達到了，監管部門往往會認爲這些企業規模太小，不會實質性改變市場競爭格局，因而選擇放行。於是，這種併購模式便成爲互聯網巨頭擴展勢力、打擊潛在對手的常用套路。比如，臉書就曾在Instagram尚未壯大之時，搶先將其收入囊中，從而一舉消滅了這個潛在的重大競爭對手。然而，隨着監管逐漸收緊，這種併購方式開始成爲監管部門的重點關注對象，相關審查愈加嚴格，巨頭們想再通過這種方式來穩固勢力，已不再那麼容易。這就迫使它們轉而探索更隱祕的併購手段。其中，一箇典型例子就是微軟與OpenAI之間的投資合作關係。微軟不僅向OpenAI投入了130億美元的資金支持，還爲其提供了強大的算力支持。正是這些財力和物力，讓OpenAI有了訓練包括GPT在內的大模型的能力。作爲回報，OpenAI向微軟出讓了49%的股份、未來部分利潤的分紅，以及技術的優先使用權。很明顯，微軟事實上獲取了OpenAI最先進的技術，並且藉助自身的雲技術優勢，甚至把這種技術優勢發揮到超越OpenAI本身的地步。但從形式上看，這一切卻難以被指責。畢竟，微軟既沒有直接收購OpenAI，也沒有因此獲得控股權或控制其發展方向的能力，甚至在合作條款中，也沒有限制OpenAI向第三方提供技術。在這種情況下，傳統的併購審查顯然難以抓住其把柄。事實上，早在去年，歐盟就曾對微軟和Ope－nAI之間的合作進行過調查，但最終因合作不屬於併購審查範疇而不了了之。連反壟斷監管最嚴的歐盟都奈何不得，其他地區的反壟斷監管可想而知。不過，微軟和OpenAI的模式太過成功，已經引起了各國監管機構的高度重視。比如，歐盟雖然認定這次合作不屬於併購審查，但緊接着又啓動了對OpenAI選擇微軟Azure雲作爲獨家雲服務商是否合法的調查。可見，在監管機構的窮追猛打之下，即使是這種看似嚴密的模式也很可能被挑出毛病。而一旦有案例作爲突破口，監管部門就能迅速仿效，並出臺全新的監管方案。後來的企業再想利用這種漏洞來避開監管，就難上加難。正是考慮到這一點，巨頭們又調整思路，轉而採用所謂的“人才交流併購”（Acquihire）。近年來，這種模式下的典型案例有兩個。第一個是微軟對In－flection的“收購”：2024年3月，微軟突然僱傭了AI初創公司Inflection的幾乎所有員工。儘管Inflection依然作爲一箇實體存在，但實際上已名存實亡。第二個就是本文提到的谷歌與Char－acter.AI的“人才交流”。可以看到，這種模式和微軟對OpenAI的合作關係非常相似：向目標企業注入資金，但不獲取股份或控股權，只獲取其關鍵資源。然而，谷歌在操作上顯然更爲精細。協議中明確：Character.AI將獨立經營，谷歌不會干預；還特別說明Character.AI無需把產品僅提供給谷歌。這樣一來，條款不僅不會觸發併購審查，甚至連從獨家條款的角度挑刺都不太容易。此外，有個耐人尋味的問題：既然巨頭們可以拿出鉅額資金收購這些初創企業，爲什麼不乾脆把這些錢用於內部研發呢？畢竟，巨頭們本身技術能力就很強——事實上，OpenAI和Charac－ter.AI的核心團隊都來自這些巨頭。用自己的人才和雄厚資金搞研發，豈不是更光明正大？答案很簡單：巨頭們不是不想，而是做不到。雖然它們看似擁有初創企業難以企及的資源和條件，但在實際操作中，這些優勢很難轉化爲真正的創新能力。衆所周知，當企業發展到一定規模，就容易染上“大公司病”。各職能部門分工日趨僵化，缺乏推陳出新的動力，跨部門合作變得十分困難，這些都削弱了它們的創新活力。如果企業是上市公司，財務公開也成了額外的障礙。畢竟，新技術的研發往往耗時漫長、投入巨大，而能否實現盈利又存在極大不確定性。高額的研發投入會讓財報難看，爲了安撫股東和董事會的情緒，企業往往只能控制研發投入在“安全”範圍內。此外，創新往往伴隨不確定性，新產品可能有很多缺陷，而大企業往往難以承擔由此帶來的負面影響。就拿谷歌來說，德·弗雷塔斯主導研發的LaMDA在性能上並不遜色於最初版的ChatG－PT，但因爲在測試階段被傳出“可能覺醒了自我意識、危害人類”的說法，引發社會質疑，最終被谷歌雪藏。後來，谷歌在Gemini發佈會上出現一箇小小的錯誤，就讓其市值一夜蒸發上千億美元。這些都表明，創新的瑕疵對巨頭而言，代價過於沉重。如果將這些創新交給初創企業來做，問題就迎刃而解。初創企業規模小、組織靈活，創新動力更足，研發效率遠高於大公司；它們沒有僵化的財務制度，創新投入可以非常高；它們的估值方式也與大企業不同，哪怕沒有盈利模式，只要創新能力突出，估值就可以很高。這樣，巨頭把資金投入到這些初創企業，不僅可以獲得更高的創新效率，還可能獲得可觀的財務回報。更重要的是，初創企業更能承受創新過程中的負面新聞。比如，使用初版ChatGPT時，很多人發現它經常“胡說八道”，可人們只是當笑料，沒人會像面對巨頭產品那樣苛責。正是由於這些原因，巨頭們才更熱衷於“收購”這些靈活的創新主體，而不是將資源全部投入到內部研發。無論是微軟的特殊投資合作，還是谷歌的人才交流協議，實質上都是讓“併購”在形式上合法化的一種手段而已。人才交流型併購的是與非那麼，應該如何看待人才交流型併購模式呢？在我看來，對於這種併購模式，應當秉持客觀、一分爲二的態度。一方面，我們要看到，這種新型併購對於創新和競爭都能在一定程度上發揮積極作用。首先，它可以爲初創公司提供許多寶貴資源。正如在谷歌與Character.AI的案例中所見，初創公司在創業過程中很容易陷入資金困境。以AI領域爲例：如今，AI公司開發模型、購置設備、支付算力費用，都需要耗費鉅額成本；而與此同時，這些新創企業又普遍缺乏成熟的盈利模式，導致常常入不敷出。在這樣的壓力下，即便是Character.AI這樣擁有優秀產品的公司，也可能因爲資金鍊斷裂而“猝死”。在這種情況下，如果這些企業能通過所謂的人才交流或其他方式獲得巨頭的資助，至少能讓公司和產品得以繼續存活，避免倒閉的命運。不僅如此，相比成熟的大企業，初創公司在資源和用戶觸達方面都存在先天劣勢。藉助這種“人才交流”，這些公司也可以依託大企業的力量，讓自己的產品獲得更大影響力，這對於它們的長遠發展無疑具有積極意義。其次，這種新型併購模式有助於促進資源整合和創新進步。正如前文所述，現實中，巨頭企業雖然資源雄厚，但受制於“大公司病”等制度性障礙，創新活力往往受限；而初創企業更具衝勁和創意，更容易做出“爆款”新產品，但將創新做大做強又面臨重重困難。在這種情況下，所謂的人才交流，在客觀上促成了優秀人才與雄厚資本的結合，對創新有着積極的推動作用。這裏需要指出的是，和“扼殺式併購”（KillerAcquisition）不同，人才交流型併購只要“人”，不要“公司和產品”，因此排除了併購完成後產品被直接消滅或雪藏的風險。這樣，它能在很大程度上避免“扼殺式併購”對創新產生的負面影響。再次，這種模式也爲創業者提供了一箇較好的退出渠道。對於不同的創業者來說，創業的目標各不相同。通俗而言，有些創業者是把企業當孩子養，目標是讓企業做大做強；另一些創業者則把企業當“豬”養，希望企業做大後能在合適的價格下“賣掉”。對於前者來說，創業積極性不需要外部激勵；但對於後者而言，退出機制是否順暢、能否及時全身而退就顯得格外重要。目前，創業者的退出方式主要有兩種：一種是上市後出售股份，另一種則是被其他企業收購。然而，要讓公司上市，門檻和難度都極高；而若企業足夠優秀，想通過被收購退出，又可能面臨反壟斷審查的阻礙。在這種情況下，通過“人才交流”讓核心團隊“安全撤離”，也算是讓創業者實現退出、讓投資人獲得回報的可行之道。綜合上述分析，我們可以看到，客觀上，初創公司與巨頭之間的“人才交流”確實能在某些方面帶來競爭和創新的積極效應。但與此同時，我們也必須看到，它對競爭的潛在威脅也非常明顯。首先，它可能進一步鞏固巨頭在相關市場上的優勢。仍以Character.AI案爲例：原本，Character.AI的崛起有望對ChatGPT、Gemeni等產品形成一定的挑戰與制衡，增加AI聊天機器人市場的競爭性。但在谷歌挖走沙澤爾、德·弗雷塔斯等骨幹員工之後，谷歌可以用他們來強化Gemeni等產品；而Character.AI由於核心研發人員流失，創新步伐減緩。此消彼長，Character.AI對市場競爭的制約作用被削弱，谷歌在該領域的主導地位則會進一步鞏固。其次，它會打亂初創企業的研發節奏，進而可能抑制創新。這一點顯而易見：在多數情況下，初創企業的創新能力都高度依賴於幾個核心成員。一旦這些核心人員被抽離，企業的創新就會因缺少方向和引領而陷入混亂，帶來的打擊可能是巨大的。從Character.AI的例子可見，儘管骨幹團隊被挖走後，Char－acter.AI仍有一定研發能力，但速度已明顯放緩。在市場競爭中，創新的滯後往往意味着失去優勢。對初創企業而言，這種損害尤爲致命。再次，這也會嚴重打擊初創企業的士氣，對其經營造成重大幹擾。從Character.AI的情況看，在兩位創始人離開後，公司短期內陷入了羣龍無首的狀態。雖然臨危受命的佩雷拉竭盡全力、力挽狂瀾，但他的努力在短時間內難以見效。這無疑對Character.AI的競爭力造成了嚴重衝擊。基於以上分析，我們不難得出結論：雖然在客觀層面，人才交流型併購確實能帶來一些正面影響，但其對市場競爭和創新的威脅可能更加突出。在這種情況下，監管部門應當慎重評估這種新型併購行爲的影響，並適時制定新的監管框架。如何規制人才交流型併購？坦白地說，雖然DOJ已經對谷歌與Character.AI的“人才交流”行爲展開了調查，但在現有法律和監管框架下，DOJ似乎很難找到明確的指控依據。因此，我認爲，這次調查的結果可能只會在針對谷歌的更全面訴訟中，作爲其中的一箇起訴理由，而不太可能單獨提起訴訟。不過，在現有法律框架中找不到依據，顯然不能成爲對人才交流型併購“坐視不管”的理由。相反，監管機構應當及時更新相關規則，以應對這種新型行爲帶來的種種問題。在此過程中，以下幾項工作值得關注：首先，應該有針對性地完善反壟斷監管框架。人才交流型併購的難點在於，這類交易通常不涉及完整公司收購或控制權變更，因而可能不觸發傳統合並控制法規。爲了讓這類交易有法可依，監管框架需作出相應調整。具體來說，首先要重新明確“控制權”的定義。例如，可以將核心團隊和技術許可的轉移視爲事實上的控制權變更，從而將“關鍵人才和技術的組合轉移”納入需申報的交易範圍。其次，應適當降低併購審查的門檻。當前，啓動併購審查的門檻普遍較高，而“人才交流”涉及的交易金額通常並不大，導致很多交易無法觸發併購審查。針對這一問題，應適當降低審查門檻，或特別針對人才交流型併購設置一箇更低的門檻，讓相關交易能夠被納入監管範圍。再次，可以引入“競爭潛力”評估。傳統合並審查主要關注營業額和市場份額，但初創公司——尤其是AI初創公司——往往在早期階段因營業額低而被忽視。對此，監管機構應引入“競爭潛力”標準，評估目標公司在未來市場中的潛在影響力。最後，可以考慮納入事後審查。鑑於人才交流型併購的競爭效應在事前往往難以判斷，可借鑑意大利和瑞典的“召回”法規（call-inregulations），允許在交易完成後進行回顧性審查。如果發現交易產生了損害競爭的效果，監管機構應當及時採取措施予以糾正。其次，應將監管重心放在保護市場競爭和初創公司的獨立性上。考慮到過度的人才交流可能嚴重削弱初創公司的創新能力，進而損害市場競爭，監管機構可以考慮對這類交易的規模和幅度施加一定限制。例如，強制目標公司保留一定比例的關鍵員工或技術專利，以確保其仍然能夠作爲獨立競爭者存在。同時，考慮到在現實中，人才交流併購往往是創業者退出的重要渠道，政府也應當探索鼓勵IPO或其他退出機制。只有當初創公司有了更多可行的退出方式，它們纔不會因退出需求而被迫接受不公平的“人才交流”。第三，監管機構應建立跨交易的累計影響評估機制，審查單一公司在AI領域的多次人才和技術吸納。現實中，很多大公司通過多輪交易吸納不同初創企業的人才和技術，逐步擴展其市場力量。例如，微軟在Inflection和OpenAI的交易中，可能共同增強其市場支配力。如果單獨考察其中的一輪交易，負面影響可能並不顯著；但如果將多輪交易綜合考量，其累積效應可能會非常大。因此，監管機構應建立相應機制，將多輪交易合併起來進行審查，以評估其整體影響。總的來說，人才交流型併購是競爭領域出現的一種新現象。對於這一現象，監管部門必須辯證看待，既要看到其可能帶來的益處，也要警惕其潛在危害。針對可能出現的風險，監管機構應當及時更新監管策略，出臺更具針對性的規則。唯有如此，才能更好地引導這類行爲的規範化運作，確保它們真正發揮出促進創新、推動競爭的作用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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